例如《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13条规定：国家倡导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禁止娱乐场所内的娱乐活动含有下列内容……（四）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伤害民族感情或者侵害民族风俗、习惯，破坏民族团结的……本条将禁止侵害民族风俗习惯与禁止煽动民族仇恨、破坏民族团结等并列，虽然没有排除汉族的风俗习惯，但我们还是可以明显感到侧重于关注少数民族习惯的倾向。

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在我国的立法中一直被特别地提及和保护，在38个保护风俗习惯的条文中，有15个条文是针对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20] 谢鸿飞：论民事习惯在近现代民法中的地位，《法学》1998年第3期。

而事实上习惯与立法决然不是水火不容的对立概念。【摘要】本文以习惯、惯例、风俗以及习俗为关键词对当代中国法律、行政法规进行检索，总结相关的69个有效法律条文并进行分析。法律、行政法规中的习惯在新时代中的新发展使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制定法中涉及习惯的条文以及立法过程，思考这一问题的过程也是在学理上对习惯在法律、行政法规中的地位及习惯与制定法的关系等问题的探讨和研究。进入专题： 法律 行政法规 习惯 。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第五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这一条文不仅存在于1982年《宪法》中，在1978年《宪法》和1954年《宪法》中也都存在着同样的条文。风俗习惯的自由在我国当代被作为一种宪法权利而明确地写人宪法，《宪法》第54条第4款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主张政治学宪法学的高全喜先生的偏好与其政治主张似乎是分离的。

基本权利的范畴中，部分有可司法性，也能通过规范主义的方式实现。其实，许多成文宪法都有类似的意识形态表述，美国宪法序言就有建立更完善的联邦、保障国内安宁，联邦最高法院也从未解释更完善、安宁，但违宪审查制度依然运作良好。这三个重要事件是：（1）1978年宪法只赋予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令的权力，但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979年——1982年期间制定了11部法律。这不就是法律宪政主义正在鼓与呼的制度装置吗？其实，良性违宪本身就包含着某种规范判断，只是对良性违宪的责任追究机制可以不同于恶性违宪，甚至不追究责任。

[18] 英国2005年《宪法改革法》全文可以在全球法律法规网搜索。（二）宪法政治中的宪法与施密特宪法理论浓郁的火药味不同，阿克曼的宪法理论是审慎的，力图揭示出被主流宪法理论遮蔽的图景，而不是颠覆主流的宪法理论。

韩大元：《论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的冲突》，《中国法学》2000年第5期。全国人大制定的究竟是法律还是法令？1978年宪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制定的称为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称为法令，仅仅是一个职权的分工，法令依然可以称为某某法。阿克曼的政治宪法观其实是对日常宪法观的补足而不是颠覆，旨在揭示被日常政治宪法观遮蔽的知识图景，阿克曼的政治宪法学与法律立宪主义并不构成互相反对的两极。现代化建设条款一方面赋予了国家相应的立法义务：社会主义是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成可视为国家在履行该项义务。

【出处】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主办的《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第八辑。……只是在政治意义上，而不是法学意义上，人民才是宪法的来源。也就是说，宪法学学本应诞生在宪法学之后。[9]由上观之，施密特的宪法观可以归结为实质的宪法观，即通过非常状态探知宪法的本质，并由此得出主权者不受任何约束的论断。

但即便如此，规范主义依然有进入的可能。[28] 参见刘连泰：《价值与规范纠葛的展开图景——以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家对美国宪法的批评为例》，《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22] 夏勇：《中国宪法改革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15] 高全喜：《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基于宪法学的视角》，《太平洋学报》2007年第12期。

民主集中制可以部分化约为中央地方关系，可能通过规范主义的方式实现。中国当下不处于非常政治状态，良性违宪存在谬误，改革宪法论不能支持非常政治的概念。[29]单单从宪法序言最后一段的第一句就能得出中国宪法几大根本法的相对位阶吗？只要阅读下一句，全国各族人民，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也能得出宪法约束人民，约束中国共产党，也就是主张政治宪法学学者所谓制宪主体的结论。[2] 主张政治宪法学的学者以陈端洪教授、高全喜教授、强世功教授为代表，主张规范宪法学的学者以林来梵教授为代表。如果畏手畏脚，旁顾左右，力图在起点规划好所有的解释方案后再出发，无异于痴人说梦。即便宪法规范做某种调适，也属宪法规范的某种正常变动，远谈不上革命，遑论制宪。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原封不动引进德国法上有关政党违宪审查的制度安排。还可以将该规范作为解释公民基本权利的理论背景和支撑：中国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内容应与现代社会相适应。

[19] 张千帆：《宪法变通与地方实验——再论良性违法（宪）的界定及其超越》，《法学研究》2007年第1期。（3）基层政府实行的乡镇长直选违反宪法关于间接选举的规定。

[26] Jeremy Bentham , The Works of Jeremy Bentham , Edited by John Bowring , Thoemmes Press ,1995,p.491.[27] 【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0页。[12]阿克曼的政治宪法观与施密特政治宪法观最大的区别在于：阿克曼并不颠覆日常政治语境中的宪法观，甚至认为日常政治是主流，宪法政治只是一种补足——不是你死我活的非此即彼，而是亦此亦彼的共生共荣。

同时，方针条款还可以作为解释其他规范的背景和支撑。[28]但宪法序言的弱规范性，从来就没有影响过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宪法序言甚至还发挥了补强判决的功能。在非常状态下，现实生活的力量打破了那种经过无数次经过无数次重复而变得麻木的机械外壳。并主张，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下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以甄别良性违宪和恶性违宪。

主张政治宪法学的学者，对中国宪法序言最后一段的第一句话字斟句酌，得出宪法文本中的五大大根本法，按先后顺序，分别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现代化建设、基本权利保障。【摘要】主张政治宪法学的学者交叉使用非常政治和宪法政治概念，非常政治和宪法政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发育出不同的政治宪法学。

[15]但良性违宪论和改革宪法论本身的真理性如何？能否概括中国当下所处的时代？能否逻辑地推导出政治宪法学的基本命题？（一）良性违宪论良性违宪论采法律社会学的方法，将违宪行为分为良性违宪和 恶性违宪，凡是对社会发展有益的，是良性违宪，否则，是恶性违宪。在纷纷扰扰的讨论中，本文的写作也就多多少少有了学术赶集味道。

（3）国家领导人在1993年宪法修正案以前，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30]参见全国人大新闻发言人姚红2006年12月29日答记者问的内容。

在政治宪法学和规范宪法学看来，目光如豆的法匠和目光如炬的政治家之间，不存在中立的选项。如果有立法权的主体通过一项改革法案，着力推行多党竞争执政地位的政改法案，则该法案违宪。因此，当下的中国是否处于非常政治时刻，依然有论证的空间。在流动的宪法学沙丘上，无法耸立 宪法学学的大厦。

规范主义的进路对此是否真的无能为力？是否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可以作为裁判的规范。你必须赞成什么，或者反对什么。

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主张政治宪法学的学者抓住了宪法中的软柿子：宪法序言。

[6]当下的中国，正处于宪法政治时刻，政治宪法才能立基，规范宪法无法立足。边沁以不屑的语气嘲弄美国《独立宣言》：如果追求幸福的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那为什么要禁止盗贼通过盗窃来实现这种权利呢？为什么要禁止谋杀者通过谋杀、判逆者通过叛逆来实现这种权利呢？[25]《独立宣言》的部分内容成了美国宪法的序言，《人权宣言》的部分内容成了法国宪法的序言，为此，边沁一概斥之为站在高跷上的胡言乱语。